“上海钢贸案”与“青岛港事件”值得反思

2011年发生的“上海钢贸案”目前还没有审结，但案件的性质与基本事实已经披露。前不久刚发生的青岛港德正系企业“有色金属案”，官方机构尚未正式披露案件性质与相关事实。但从媒体已报道的信息分析，两个案件有不同点：比如存货，上海钢贸是黑色金属、青岛是有色金属；地点，上海是钢材(3004, -9.00, -0.30%)市场的配套仓库、青岛是港区内仓库；货主主体，上海是相互联保的钢贸企业群体、青岛是同一老板主导下的多家下属企业；仓储主体，上海主要是与钢贸企业之间存在资产或股权关联的仓储企业，青岛主要是有外资背景的独立仓储企业；问题爆发点，上海是受行业形势的影响，青岛是因企业老板涉及其他案件。

但深入分析，二者有两个根本的相同点：一是基本事实相同。同一批存货开具多个仓单、在多家银行重复质押融资，而多家银行之间相互不知情；二是涉案企业的性质类似。都是大宗物资的工商企业，涉案金额很大，都是因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才暴露，如果归还了贷款，其中的问题仍然会继续被掩盖、没有人发现与重视。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货主企业、相关银行与仓储企业三方都有相应责任，核心问题是重复质押，问题的焦点是重复质押情况下各家银行相互不知情。据我们了解，在国外，同一批存货是可以重复担保融资的，但仓单只有一个，并且存货担保融资的信息是公开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复质押，而在于同一批存货有多张仓单，存货担保融资没有登记公示。前者的责任在企业（货主企业与仓储企业都有责任），后者的责任则在于缺少政府“有形之手”的规范。

从前述存货担保融资与担保存货管理的发展过程看，这两个重大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个案而是比较普遍。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相关企业在利益趋动下的违规行为必须承担责任，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必须更加正视。我们认为，深层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法规不完善。一方面，《物权法》只明确存货可作为担保融资，但没有规定存货担保融资应当登记公示以及由谁建立登记公示平台；工商局只负责对抵押品进行登记，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公示平台，有的地区甚至不允许查询；另一方面，《合同法》没有对担保存货管理合同做出专门要求，担保存货管理协议与现行的仓储合同、保管合同如何衔接、适用，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监管担保存货是否承担存货保管责任？什么企业可以开具仓单？存货验收的责任是外观验收还是内在质量验收？《合同法》中相关问题均有待明确。

第二，缺乏专业性的统一标准。担保存货管理与一般仓储管理比较、有其特殊性，比一般仓储管理更复杂、风险更大、要求更高，现行的仓库技术、仓储作业、仓储服务与仓储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的标准，还不能完全满足管理担保存货的要求。但到目前为止，相关国家标准还没有颁布。

第三，行业监管缺失。由于人们对担保存货管理这样一个特殊仓储业态的风险性缺乏全面认识，到目前为止国家既没有相关的行政许可制度，也没有企业备案制度，对现有从事担保存货管理的企业情况也不清楚，而且对开展担保存货管理的企业尚无明确的资质条件要求，对这种特殊仓储的管理权是属于商务部门还是属于金融监管部门，此前也没有明确的说法。2010年，浙江省金融办曾给涌金仓储公司颁发过“创新奖”，四川省金融办对“金融仓储”企业实行过前置审批，商务部在《关于促进仓储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也将“金融仓储”作为一个仓储业新的经营业态，鼓励传统仓储企业创新开展“质押监管”等增值服务。但两个部门如何分工、如何衔接配合？目前仍尚无明确的规定。

规范发展担保存货管理的对策建议

金融与仓储两个行业需要就担保存货管理的产业定位、商业模式、发展意义与管理规则进行统一认识。

一是关于担保存货管理的内涵与外延。我国习惯的称谓“动产质押监管”、“仓单质押监管”是不准确的。“动产质押”是一种融资方式，是一种动态行为，仓储企业监管的对象不可能是这种方式或行为，而只能是被质押的动产；“动产”概念很宽泛，实际工作中，仓储企业监管的只是“存货”，没有管理其他动产。动产既可以质押，也可以抵押，按我国《物权法》与国际惯例，质押与抵押都属于担保，质押品与抵押品都属于担保品。实际工作中，仓储企业既管理被质押的存货，也管理被抵押的存货，即管理“担保存货”。也就是说，我们习惯说法“动产质押监管”应该科学界定为“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所谓“仓单质押监管”也是管理仓单项下的担保存货。